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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中立的博客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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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金融市场研究室副主任。1967年生,安徽庐江县人,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博士学位。曾就职于深圳市商业银行、中国投资银行、招商证券公司、上市公司等,有丰富的银行和证券工作经验。现致力于房地产金融和资本市场的理论、政策及实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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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房地产泡沫与日本的房地产泡沫究竟有什么区别  

2010-04-01 20:25:13|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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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关中国房地产泡沫与日本房地产泡沫比较的讨论走红网络媒体,其中有一篇十分系统比较中日房地产泡沫的文章是中金公司的分析师写的,作者在列举了中国房地泡沫与日本的八大相似之处之后,认为有四个不同点,并认为这四个不同点决定着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的结局不会重蹈日本的覆辙。

笔者认为,对此问题的讨论不仅事关投资者的投资决策,还关心到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在此,笔者试图对中日房地产泡沫的差异提出一点与中金融分析师不同的看法。

中金的分析师认为,中日的房地产泡沫主要有以下四个不同点:

首先是人口增长及结构不同。中金公司认为,日本总人口在1990即达到高峰,而中国要到2030年才到峰值。日本早在上个世纪60年代末即出现“刘易斯拐点”,而中国2007年左右才出现“刘易斯拐点”。日本的“人口红利”于80年代才消失,而中国人口红利将持续到2015年左右,并且可以通过创新制度安排,建立养老保障制度,改善劳动力市场,提高教育水平和劳动力培训,打破户籍制度等第二次实现。

其次是城市化的水平不同。1985年日本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76.7%高点,城市化已经接近尾声;而中国城市化进程正处于加速阶段,2008年中国的城市化率仅为45.68%。当时的日本人均分配均匀,城市与农村差别并不明显,传统产业向国外转移,致使国内出现了“产业空心化”的现象;中国恰好相反,城市农村有很大差距,中西部发展慢于东部。近几年,中西部呈现追赶效应,产业结构呈现东部向中西部的结构性转移过程。

而两国的外资参与程度也不同。中金公司表示,日本较少利用外资,出口企业中以日本本土品牌为主,而中国是全球第三大吸收外资国,近一半出口来自于三资企业,大幅升值会直接损害跨国公司在华的经济利益,所以美国逼中国大幅升值很难得逞。

政府方面,对银行企业控制力不同。中金公司认为,日本政府对银行监管不足,企业自主性较强。泡沫前,日本政府并没有对商业银行采取有效措施引导及监管,日本金融机构是房地产泡沫的最大支持者,地产泡沫持续长达10年。而中国政府对银行和企业有很强的控制力,可以适当引导资金流向,从源头上控制投机资本,并适时出台政策,打压房地产泡沫。

下面是笔者的分析,主要集中在对人口结构及城市化方面。

从日本的经验看,对经济增长影响最大的不是“刘易斯拐点”,也不是总人口的减少,而是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的下降,导致了工资成本的增加,使出口优势逐渐丧失,即“人口红利”丧失才是日本房地产泡沫在1990年出现破灭的最主要原因。如果按照通行的人口统计数据,将“劳动人口”的年龄假设为“15岁至64”的话,日本的人口红利的拐点出现在1990年,而中国的人口红利的拐点将出现在2015年。但如果结合中国当前用工市场的实际情况,应该将中国的人口红利的拐点提前数年,原因很简单,因为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是典型的二元结构,城市职工与农民工分属不同的劳动力市场,对于城市职工而言,他们的劳动年龄可以确定为15至64岁,而数亿农民工的劳动年龄大约只有15至55岁,55岁以上的农民工实际上已经被剔出工业领域。因此,将2015年视为中国的“人口红利”的拐点的结论是有问题的。

按照笔者的推测,从“人口红利”的角度看,2010年的中国和1990年的日本并无什么差异。

再看中日之间城市化水平的差异。从现在的统计看,中国的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是46%,因此,不少学者认为中国未来城市化还有很大的空间。这是经济研究及经济决策中一个重大的误会。从经济增长的角度看,人口从农村向城市转移之所以会带动经济增长,是因为农业劳动者转变为工人之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在日本及其他国家,农民没有类似中国的户籍限制,农民转移到非农业领域之后自然成为市民,因此,城市化水平基本上代表着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程度。但中国有户籍限制,大多数已经转移出去的农村劳动力并没有获得市民的身份,没有将其统计在城市人口里面,这样的人口应该有2亿左右。如果按照日本的统计口径,中国当前的城市化水平应该是65%左右,比现在统计局公布的数据高20个百分点。

因此,观察中国的人口与经济问题时,“刘易斯拐点”比城市化率更具有意义。中金的报告里承认2007年中国已经出现了“刘易斯拐点”。既然出现了“刘易斯拐点”,说明已经农村劳动力已经基本转移结束,为什么又说中国的城市化还很低呢?

还有人会说,即使现在的实际城市化率已经是65%,也不能说明中国已经出现“刘易斯拐点”了,因为按照当前的生产情况,农村人口只要20%就可以了,这就意味说还有1亿多农村劳动力可以转移到城市。这是对当前中国农村实际情况的不了解导致的理论推导。从当前农村人口情况看,主要是四类人:老、幼、病、残。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残疾人,这部分人口没有准确的统计数据,但根据笔者的了解,其数量十分庞大,至少占现在农村总人口的10%。由于生活水平和医疗水平的低下,中国农村存在大量的智障或其他器官残疾的人口,这些人无法转移为非农业劳动者,这些人约1亿多。

再从企业层面看中日的差异究竟是什么?中金报告认为,“日本较少利用外资,出口企业中以日本本土品牌为主”,而中国的出口企业以外资为主。据此,中金报告认为美国不会让人民币大幅度升值。这个结论也许正确,但这不是中国企业与20年前日本企业的真正差异,真正的差异在研发能力和品牌上。20年前日本已经有了松下、索尼、丰田等雄霸世界的制造业品牌,当日本泡沫吹得足够大时,这些公司依靠这些世界级的品牌将制造基地搬到中国或其他成本低的国家,试想,如果当今的中国制造业有这样的能力吗?当我们的成本迅速提高以后,我们的制造业有办法在成本更低的国家贴牌销售吗?如果把这些当作中国企业胜于日本企业的地方,就大错特错了。

笔者丝毫不怀疑中国政府对金融机构及经济的控制力,但问题在于,自2005年以来,无论楼市表现还是股市的表现,基本上与20年前的日本没有什么差异,我们现在应该拿出控制房地产泡沫的勇气与决心的时候了,否则一切都将晚矣。

通讯地址:建国门内大街5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100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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